从年轻时做学生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学者特别多,而研究者相对比较少。
我对学者一词的理解和大家不一样,我是从字面上理解的。学者,就是学问特别大的人,特别爱学习的人,简直可以做一个移动图书馆的人。
孔二同学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前四个字说的是我只转述别人的话,转贴别人的文章,但自己不创作,不立言。后四个字是解释前四个字,为啥我只转贴古人的文章?因为我喜欢古人的话,笃信古人的话。这样,他老人家就编辑《诗》、《书》,整理《周易》、《春秋》。
孔二同学真的是述而不作吗?从他的徒子徒孙编辑的《论语》来看,恐怕是口是心非,他老人家的立言可比很多其他大牛如老子同学多多了。
然而儒学的后进们还真的宗师述而不作这句话,比如董仲舒,比如朱熹,专门研究和注释典籍。这种情况直到近现代也没有多大改观。学问界大家景仰的钱锺书,恐怕基本上也是学者一名。他的《管锥编》就有人说琐琐碎碎的学问不少,却看不到什么创见。“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虽然是自谦之词,仔细去想,恐怕也只是如此。古书如弱水三千,在其中游来游去,不淹死自然是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却做不得别人的楷模,启不了后人的心智。
学者,英文的最好的对应可能是scholar,英文的注释就是“a learned person”。
中国的科学界以“learned person”出名的当然比文科要少些,却也很多,特别在过去。著书立说,以前者为主,立说则很少。即使著书,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而已,不信你去找出几本类似Dirac的《量子力学原理》试试,很难。
和学者相对的是普普通通的研究者,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学者那么庄严,却是有自己想法和创见的人。你不研究,不发表研究结果,自然不是研究者。一个研究者哪怕只是发表一些最普通的结果,也是研究者,和学问家有本质的不同。我觉得,在文科,从一个学者到研究者的转变是很困难的。而在科学界,研究者做起来就容易多了,放眼今天中国的科学界,研究者满坑满谷。
研究者的英文是researcher,同样普通的一个词,英文解释说,研究者,在科学界又名investigator和scientist。一个investigator所做的事,就是又问又答,有时是别人问自己答,有时是自己问别人答,有时是自己问自己答。这个境界远远高于学者的境界,因为学者的学问再大,不过寻章摘句而已。而scientist,就是科学家了,一个了不起的名字。
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学者、研究者、科学家”的淡来?原因是郝炘同学最近写了一个短博文,谈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intellectual的翻译,郝炘同学已经说明这个翻译不好。知识分子在中文中似乎只是有知识的人的意思,而intellectual在英文中则是用自己的智力去工作、研究、思考、推测的意思。仅仅有知识,就是学者了。可是,knowledge到底能不能翻译成知识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knowledge仅仅对应于中文的知,而识却在知之上,有了知,经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是推出前人未知的东西,才是识。有了识见,其实就是孔二同学说的“作”了。所以,如果我们将知识分子中的知和识并列起来,那么知识分子就是intellectual的一个比较忠实的翻译。
这么说来,做一个知识分子不容易,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半是学者,一半是研究者。但一个知识分子未必要在学问上和一个纯学者去对抗,人家一心一意地信而好古,你怎么比?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重点恐怕还是要放在研究上面,放在思考上面。
做一个学者很难,做一个知识分子更难,而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难上加难。今天咱们就不去研究在中国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难处,留待下次专文聊。在剩下的一点空间里,说两句关于知道分子。
将知识的一半去掉,就是知道。在文革期间,知识贬值,中学甚至初中毕业的人就叫知识青年了,这些人能读书看报,知道当时的国家大事,算是知道分子。那时大学毕业可算小知识分子,学问家就叫大知识分子。
我这个人就是典型的知道分子,涉猎的东西很多,又不敢去和学者又名学问家去比,只好算一个知道分子。但我这个知道分子也有盲点,且是大盲点,就是政治。前几天聊天时我还对访问KITPC的几个人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有一段时间甚至不知道美国的副总统是谁。所以,我是一个残疾知道分子。我不能去参加百科知识的奥运,最多能够参加百科知识的残疾奥运。
知道分子在网上还有一个含义。为了释义,我专门去查了,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同学著文说,知道分子一词的发明者是王朔,王朔同学2000年写过一篇文章《知道分子》。例如王朔在附注中说,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这些当然都是“知道分子”。次一等的,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最后,王朔同学居然也提到了《管锥编》。
《管锥编》牛不牛?巨牛。《管锥编》知道不知道?知道得很多啊。所以,我和《管锥编》的作者比起来,不仅是残疾知道分子,还是一个小知道分子,或者是个知道青年而已。
至于《新周刊》将知道分子的含义转变成通达灵活的知识分子,是另一个话题。
萨苏同学说,知道分子爱讲故事。我说,小知道分子爱写博客。作为两龄的博客,我算一个有前途的知道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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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大森林花卉鱼虫市场,用手机拍了几张,传一些上来。大森林有花有树,有石有茶,对我最重要的,有鱼。
什么是休闲,这是真正的休闲

菊花开得正好

小饰品

模糊不清的美女和她的采石斋,多好的生活,我要不是知道分子我也开店去

红绿灯

热带鱼

一家鱼店

一条红头蓝寿,可惜我现在“专攻”锦鲤,按照我以前的兴趣肯定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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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说法来,它大概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脑袋里面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即先要做一个知道分子。如果用比较戏剧化、比较武侠浪漫化的语言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做一个知道分子做到了极致的时候,就突变成了知识分子。
先问李老师好:)
虽然好象这个讨论过去了半年多了,但是忍不住说几句,我认为李老师您在钱的问题上或者说对中国的人文学者是有失公平的。先说古代的学者之所以总是注释“经”等,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们愿意或者没有创见,而是因为环境如此,自罢黜百家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不同思想压制的非常厉害,明确的反对或者进行创新会给自己乃至一族人带来不测的祸患,所以他们往往以注释经典的名义,在注释中夹带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思想才能流传,这就是中国有名的“曲笔”了,事实上,有些学者往往在注释中或浅或深的反对所谓的经典,只不过是因为或许负责审查的人往往也是大学者(所谓的官方学者中不乏学问很厉害的人)或者干脆不懂,所以才让这些著作流传。即使这样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明确提出创见的人文学者,比如船山先生,他的思想实际上影响了启蒙时代非常多的欧洲学者,总的说来清中期以前在人文科学方面中国并不落后,与欧洲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而已,远不是人们想象的只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点大家只要读一读伏尔泰的《风俗论》就可以知道了。
第二,中国近代的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自然科学的落后,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不能仅仅归结于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的落后,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没有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使得国人对西方的理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包容,光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那么可以想象从电视到网络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引入都仍然会被当作“奇技淫巧”而不能真正的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好处。
第三,回过头来,说说钱先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能力:过目不忘,历史上记载有这能力名人大概有三个,一个是三国时期的张松,一个是大数学家高斯,第三个就是钱。钱的悲剧基本上就在于他和那张松一样生活在了他的那个时代,先是不断的动乱,后是言论的压制。如果像上面的某位仁兄说的让他那样明确的“奋起抗争”,可以想象他的下场会极其的悲惨。事实上读先生的书可以感觉到先生还是有很多的创见的,至于《管》一书更是他有意如此书写。
钱的长处在于比较,有创见也淹没在旁证博引里了
知识分子VS智慧分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28bbd40100ce4i.html
知识只是为了达到真正认识的出发点;而智慧,是在知识的基础之上,通过经验、阅历、见识的累积,而形成的对事物的深刻认识、远见,体现为一种卓越的判断力。
关于知识与智慧的关系,简单的理解是: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但有智慧一定有知识,知识必须转化为智慧,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
“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能够灵活运用知识的人便拥有了智慧,拥有智慧却不懂得坚持学习新知识的人便成了只有小聪明的人。
与之相适应:知识分子必须转化为智慧分子,人才不是单纯知识的仓库,更是灵活应用知识的高贵的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8758.htm?fr=al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