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李淼

最近看世界杯有感，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现代足球的“统一理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进行了一点思考，查了一点资料，不吐不快，乃做此文。这个理论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一家之言，而是想从客观科学的角度，谈谈现代足球应该怎么踢。我将避免零碎的规律总结，而是尽量使用逻辑推理的办法去“推导”这套理论，且看我说的对也不对。

1. 足球是一个防守比进攻容易的项目。

我在中学当过守门员。一开始都是在操场上用砖头摆门，以至于初中时候第一次跑到正规球场踢球，我被真正的球门震惊了。我感到球门这么大进球太容易了，怎么可能守住呢？然而正式比赛中一场往往进不了几个球。因为世界杯进球少，国际足联甚至两次采用新球，结果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仍然进球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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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际足联在南非举办联合会杯时，我们在电视上就见识过呜呜祖拉的威力。呜呜祖拉，即vuvuzela，据说名字来源于居住在南非东北部祖鲁人的语言“制造噪音”的意思。另一种说法呜呜祖拉名字来自于南非俚语淋浴，因为这个“乐器”将声音淋撒出来，形状也像淋蓬头。不管来源是什么，vuvu的发音就是呜呜，确实是这个形状像喇叭、长度达一米的号角的声音。当呜呜祖拉一起吹起来的时候，就像一群大象在鸣叫，或一个超级的蜂巢里蜜蜂们都疯了。

我是球迷，去年几乎看了所有联合会杯的比赛，确实感到对呜呜祖拉“悲鸣”的不适。没有想到，今年要经受更多场次呜呜祖拉对耳朵肆无忌惮的喷洒，所以就去网上查这种喇叭的来源。其实它不像非洲一些乐器如非洲各种鼓那样古老，最早发明于1965年。发明人弗雷迪•马克声称他将自行车喇叭的黑色橡胶去掉直接用嘴吹，后来觉得太短又加长了喇叭。弗雷迪•马克是南非一个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70年代就将铝制的呜呜祖拉推广到球迷中间。后来因有人觉得铝制的喇叭可以当凶器，又推广了塑料的呜呜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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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老师—虞跃

发表于 2010年6月12日由李淼

纪念郭老师

虞跃

郭老师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让人痛惜，痛得心如刀绞。四月中旬，我去他办公室，他说五月份去杭州，我说我也去。不巧，我去得迟些，具体的行程正好错开。不想，寥寥数语，竟成永诀。

郭老师长我十九岁，论辈儿，是老师辈了。我与他相识二十八年，相知二十六年，在我心中，他则更像一个大哥，是我们这些比他小近二十岁、二十来岁这拨人的领头大哥。在我的Publication List中，从1987年到1991年，郭老师和我，包括与他人合作，共发表了九篇文章，其中1987年的文章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之一。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很大一部分是在郭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虽然，我们不是名分上的师生，但郭老师的知遇之恩则铭刻在心。

认识郭老师是在1982年底或1983年初，我刚考上浙江大学汪容先生的研究生。那时，理论物理的热点是规范理论中的反常。汪先生请国内在第一线工作的一些专家去浙大给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学生讲，主要有郭汉英、葛墨林、侯伯元老师等。我对理论物理的兴趣，是那时听了这些专家介绍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工作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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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英老师

发表于 2010年6月11日由李淼

郭汉英老师因病于今年6月5日去世，享年71岁。

郭老师出生于1939年4月6日，籍贯四川乐山，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

我略去郭老师的生平简历，讲一点我和他的一些交往。

我在科大读研究生期间，经常去当时还是叫小院的理论物理所。我第一次见到他也许是1984年夏Robert Wald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广义相对论，那时他和周光召先生等人完成了关于规范反常的工作。

后来在86和87之间的夏天和冬天，我参加了理论物理所组织的超弦工作月，与郭老师更加熟悉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冬天我穿得少，他将一个羽绒夹克借给我。

郭老师在很多场合敢说敢言，另外，那时他也很能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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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维与其他

发表于 2010年6月8日由李淼

插播声明：网上流传所谓网络版聊聊相对论序，几乎完全篡改了我的原序，其中一段还提到提到黄禹锡和贝尔实验室，文风和我完全不同。这种行为实在太可笑了，而且我能猜出是谁写的。

在物理学中，额外维并不陌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Theodor Kaluza在研究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时发现，如果加上第五维空间（其实是第四维，如果将时间除外），麦克斯韦理论会自动出现。这个新颖的想法直到1921年才发表。1926年，Klein建议这个第五维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圆，这个圆的周长最多比著名的普朗克长度大一个量级（普朗克长度是 $10^{-33}$ 厘米），用目前的探测手段是绝对探测不到的（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探测的最小距离是 $10^{-18}$ 厘米）。